作为启思录系列的第三篇，我们把视线从企业转向人才。


　　制造业需要专业人才，没有人才，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长期以来，我们的职业技能学校地位远低于综合性大学，打造强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本就是任重道远的命题。


　　而如今，新的智能制造业方兴未艾，新型人才的缺口更是巨大。目前大学并无一个专门针对智能制造的专业，事实上，智能制造涉及理工科的各个领域，往往需要分工合作、跨界协同。所谓“智能制造”专业本就不成立，那么与智能制造相关的创新人才该从哪里来？又靠谁去培养？


　　企业最大的困难是缺人


　　“缺人，严重缺人。”


　　说这句话的是王珣。2000年，只有25岁的王珣放弃上海飞机制造厂的稳定工作，创立上海龙创汽车设计有限公司。这也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汽车设计研发的团队。


　　王珣几乎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公司经历了疯狂增长期，熬过低谷期，如今已经在新三板上市，最近获得工信部授予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称号。


　　如今的王珣并不甘于在汽车领域里耕耘，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军航空和医疗领域。但目前最令他头疼的还不是具体业务，而是人才。


　　“国外一家小规模的汽车设计企业，都有上百名设计师。我们这里，一般超过100人就算大规模了，许多小公司100人都招不满。这个行业目前严重缺乏人才。”王珣感慨。作为一家民企，项目组的核心领头人他可以聘请外国专家，但是整个项目团队成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这方面人才太少，他往往只能先招应届生，在工作中慢慢培养。


　　无独有偶的是，在今年国内举办的多个机器人论坛、智能制造相关会议上，许多企业纷纷表示：“我们招不到人。”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向高校打听：“你们有没有机器人专业？这一届总共多少学生？”专业人才之紧俏，连一些大学老师都直呼想不到。


　　除了无数中小企业，即使是国际制造业巨头，同样急需专业人才。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约有200人，其中95%以上从本地大学毕业生中招聘。“但找到合心意的人才实在太难。”研发中心成员王莫说。


　　究竟难在哪儿呢？


　　王莫举例，现在的智能制造人才，不能只懂信息软件，还得懂工厂的运作管理，懂具体的电机设备，懂设计理念。尤其是六西格玛和精益生产的方法论，是智能制造的基础。这些内容学校一般不教，研究中心往往只能招一些工业自动化控制相关的人才，再慢慢培养他们，让他们边学边做，在工作中“补课”。


　　也是因为人才难找，GE同时在走另外一条道路。一个月前，2016上海设计双年展上，GE中国研发中心携手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工业设计协会、能源企业等机构，共同主办“爱迪生杯”上海市大学生智慧城市工业设计竞赛。王莫坦言，举办比赛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发现优秀人才。


　　比赛果然有收获。一等奖获得者孙世凡，是一名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大三学生，本科尚未毕业，但他的参赛作品突破常规，非常有创意。


　　比赛主题是“智慧路灯”。孙世凡团队设计的路灯，最大特色是模块化。路灯像乐高积木一样，分为一个个独立模块，每个模块主打一种功能，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比如需要充电桩，可以在路灯里添加充电桩模块。需要交互，可以添加交互模块。此外还有信息发布模块，它包含了停车指示系统，可以采集路边空余车位信息，再发布到特制的提示屏上。


　　GE研发中心如获至宝，现在已经把这名大三学生推荐到GE工业设计部门实习。


　　然而零星比赛，能发现的“金子”毕竟有限。在热气腾腾的工业4.0浪潮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中国大学难道就不能批量培养专业人才？


　　理论与实践，隔着巨大鸿沟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个常识：对应用型专业来说，课本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落差究竟有多大？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制作一个单片机。课本里的公式，充其量就是一个“理想模型”，它默认所有变压器都是50赫兹。一旦你自己动手做单片机，就会发现变压器未必是50赫兹，材料不同，变压器频率也不同。现实中，变压器的频率范围很大，在制作前，用的是哪一种材料，最好自己动手先查一下参数。而这些，课本都不可能一一提及。


　　如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工作的都庆庆，去年从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从大二起，他便喜欢泡在实验室里，天天做实验，在校期间拿过不少比赛奖项，可谓学生时代就“实践经验丰富”。


　　“我也遇到一些同学，常常原理说得头头是道，一动手就是做不出来。”都庆庆解释，“我看一眼他们做的东西就知道，芯片没有调试。理论计算没问题，但实际上，还要考虑余量、损耗等等因素。”


　　他印象深刻的是大三那年，和几位同学一起参加“飞思卡尔杯”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竞赛汽车是一辆迷你小车，靠单片机控制。比赛全程不准人遥控，必须小车自己在跑道上识别信息，自动跑完全程，比的就是谁的智能小车速度最快。


　　制造小车时，学校实验室不够明亮，但都庆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安装小车的“眼睛”，也就是光学传感器时，大家把感光参数设得较高。哪想到比赛在体育馆举办，而体育馆光线十分强烈。当天，小车眼睛“望”出去，跑道就是白花花一片，类似于照相时的曝光过度。小车“瞎了”。


　　好在都庆庆的团队最终在现场调整时，调出了合适参数，获得了比赛名次。从此，“必须随时考虑具体环境”的思维烙在了脑海里。


　　网上的技术论坛，时不时也会看到有意思的“吵架帖”。


　　比如某个电机设备怎么调参数，有人说：“按照课本上的公式，调到500，算出来是理想状态。”接着马上会有人跳出来：“你错了，实际上调到1000，机器才会跑得快。”两人针锋相对，吵来吵去，中间指不定还会有人说：“别吵了，就是1000，别问我理论上为什么，反正我专业工作就是做这个，试了无数次，试出来就是这个数值最好。”


　　驱动一根管子需要多大电压，课本告诉你需要15V，但实际中，用什么器材制造15V电压？如何产生15V电压？这些课本都没说。课本给的只是抽象的一条公式，而现实却千变万化。一次实践失败，可能是温度问题，可能是材料问题，可能是照明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不在课本理论的考虑范围内。于是，公式计算全对，你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实世界里，可能有成百上千个环境因素，它们互相纠缠、彼此影响，究竟哪些条件会干扰你的实验，哪些不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积累失败的经验，转变思维方式。


　　可以说，对专业技术人才而言，如果不动手，课本知识学得再好、书面解题成绩再出色，其实都无济于事。


　　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能不能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实践机会？


　　产学研之路，无法常态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今年不断接到企业电话，对方开门见山就问：“你们有没有智能制造的人才？有没有人脸识别的人才？”今年，学校相关专业招生火爆，不仅提前完成指标，分数线更是比往年高很多。


　　几年前，专业一度陷入沉寂，似乎市场饱和了。然而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兴起，制造企业急缺人才，计算机、自动化、电子电气等专业又开始热门起来，且就业情况不错。院长方志军说，只要不是专业水平特别差，最近一届毕业生，第一年月薪能拿到6000元，优秀学生甚至已经超过1万元。


　　似乎国外那种“高级蓝领”，已经渐渐在我们这里出现。为了适应市场的新形势，工程技术大学几乎没有寒暑假一说，学生们戏称“那只是寒暑期”。


　　到了寒暑假，学校实验室依然灯火通明，企业出题合作的项目组、老师带领的课题组、准备比赛的团体等等，四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为了给学生更多实践机会，学校把一个学期分成两个学段，前8周和后8周，前8周主要是课堂学习，后8周就鼓励学生去企业和实验室。


　　产学研结合较为紧密的汽车工程学院，有一个代代传承的项目：每年需要做5款新车，参加全国四大赛车比赛。学院一直有一个专业车队，成员几十到上百人不等，车队实力还不错，拿奖是家常便饭，今年的一项汽车比赛中力挫老对手，拿到全国第一名。竞争对手事后分析，为什么会输给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得出的一项结论就是：“他们实际应用能力很强。”


　　可以想见，车队对学生们的动手能力要求很高。整车制作是分模块的，比如有学生专门做悬架，有专门做车身的，也有专门做电路的。两位老师带队，一位负责引导，一位负责协调，大部分还是依靠学生自己完成。比赛经验多了，车队成员个个动手能力都很强，而这批成员在就业市场也是香饽饽。企业一听大学里是车队成员，几乎都抢着想要。


　　汽车工程学院院长、上海东方学者王岩松还设计了一条常态化的实践之路。他希望汽车学院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去企业实习，毕竟这个行业实践才能成长。企业也可以从实习生中挑选人才。本以为是双赢的好事，然而推行过程却没那么顺利。


　　一些车企并不欢迎学生实习。一是生产线的安全问题，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谁来负责？二是知识产权问题，学生们来来走走，谁都不能保证专利技术不流传出去。王岩松只好一家家企业拜访，表示学院会承担实习生的交通费。实习前，企业、学生和学校三方签协议，风险由学校一力承担。


　　“每个暑期，我们就有500多位学生在企业实习。”王岩松说，“我们学院也是天天提心吊胆。”


　　此前，国家为了鼓励产学研，还有过一个口头政策，比如在企业设立教育中心，鼓励学生实习，参与该计划的企业，纳税可以减免1%。顶层设计似乎很好，大型汽车集团起初特别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找一些大学生实习，就能减免许多费用，何乐而不为。但是真正实行以后，企业发现实际上费用减不了1%，之后就再也没有积极性了。


　　王岩松感慨，产学研说说容易，但是我们目前的法律、政策、条款，都没有常态化的保障，产学研自然也不可能常态化，只能靠学校与企业之间一个个项目去谈。


　　不可能强迫每一位学生参赛


　　智能制造中，一大热门就是机器人产业。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所谓的“机器人专业”，它其实细化在各个领域里。一台智能机器人，涉及精密制造、视频技术、传感技术、信息技术、软件技术等等，需要各专业人才一起合作。


　　传统的“机器人”概念比较简单，比如机器人给你端一杯咖啡，动作就是经过固定编程，你是否接得住咖啡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可以给机器人加上传感器，相当于给它按上了眼睛、鼻子、耳朵。机器人通过各种传感器，“看”到你稳稳接住了咖啡，它才会松手。制作一台这样的机器人，远比以往复杂，也涉及更多细分的专业领域。


　　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综合性的产业，企业怎么判断学生是不是对口人才呢？


　　“主要看有没有参加过相关比赛、项目的经验，有发明专利最好。”一位企业人事部门主管这样回答。他们往往只要与学生面谈几句，就能大致明白学生的实践情况。在这些新兴专业领域，比起五花八门的证书，企业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实践经验。


　　实践经验怎么来呢？除了实习，就是参加各种比赛。如今，面向大学生的比赛类型多样，热火朝天。西门子、GE等跨国企业，每年都会针对中国大学生举办形形色色的竞赛项目。


　　正在读研三的李萌，曾参加过西门子的电子设计比赛。


　　比赛准备期3个月。第一次参加时，李萌抽到的题目是设计锅炉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初赛时，他和团队拿了上海市二等奖。然而到了决赛，经验不足吃了亏。


　　当时题目要求控制水的流量，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一种是控制阀门的开合度，一种是控制水流的速度。李萌选择控制阀门的开合度，却没想到真正比赛时，出题者非常“狡猾”，居然加了水流的扰动，导致原本算好的开合度并不准确。


　　这个教训让李萌深刻牢记，他此后参加比赛，都会叮嘱团队把所有可能性想一遍，多准备一些应对方案。


　　现在，李萌正在自己创业，项目是可穿戴智能设备“魔戒”。这枚戴在手上的戒指，可以充当公交卡，人们乘车只要刷戒指就行。未来，创业团队的计划是“魔戒”还可以充当小区门禁卡、移动支付卡等等。作为团队的技术总监，可穿戴项目研发真正用到了李萌的专业。


　　方志军说，比赛过程中学生会不断碰壁，而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创新思维的训练。很多工程问题课本不可能一一列明，需要学生自己搜集资料，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即便同一个方案，不同学生操作起来，故障点都可能不一样。有时候，仅仅焊接的手法不同，故障点就不同。


　　各大比赛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几乎成为我们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渠道。


　　然而，学校不可能强迫每一位学生参赛。假设一个班有30人，往往只有10个人对实验和比赛有兴趣。做项目需要耐得住寂寞，尤其是必须真心喜欢这一行。


　　我们一些学生高考填志愿时，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喜好填，莫名其妙上了一个不感兴趣的理工科专业，上课真叫一个痛苦，逃课都来不及，大学四年只想赶快混个文凭。这样的学生，从起始点就选错了，学校绞尽脑汁，给再多的实践机会，也培养不出“专业人才”。


　　而这部分人的比例并不少。李萌深有感慨，他现在时常需要面试实习生，问那些专业学生：“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是由什么构成的？”如此基础的问题，回答不出的比例竟然能占三分之一。


　　满世界找师资


　　学生的人才缺口大，老师的人才缺口更大。


　　王岩松自己，是因上海的人才引进计划从德国回国的。他介绍，德国汽车领域的产学研做得非常好，学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真的是为企业需求服务。


　　首先是该领域的德国教授，如果不在相关企业工作5年以上，就不能当教授，只有工程师当中的佼佼者才能转而成为大学教授。德国教授也带学生实习，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在企业工作，有能力把学生直接送到原企业实习，企业也对教授们高度信任，基本上“你送来的学生我就要”。在德国，汽车专业的学生如果没有实习经历，几乎难以毕业。


　　而我们目前大部分老师是从校门到校门，老师并不出自企业，他们对企业需求始终隔着一层。


　　尤其近几年，传统汽车产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革新。一是新能源汽车崛起，二是智能汽车发展迅猛，无人驾驶汽车就是智能汽车的一种类型，它本质上是一台机器人，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纯机械的汽车概念。汽车行业面临大变革的阶段，学校也正在为招聘新领域的优秀老师而烦恼。


　　“我们原来的师资力量都是传统汽车行业出来的，许多新技术连老师都不懂。”王岩松担忧道。即便是以新能源汽车闻名的比亚迪，研发新能源车的人才，主要从电学专业找，而不是来自传统汽车行业，最后再进行集成创新。连第一线的企业都是如此，真正汽车专业的新能源人才缺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


　　反过来想，在新兴领域，企业倒不如主动与高校合作。


　　GE研发中心就与上海交通大学有深度合作，去年与交大共同成立了一个联合培养项目，专门培养航空电子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个专业是为企业量身打造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上岗。研发中心负责告诉学校老师，需要上哪些课、用哪些教材、教哪些技能。


　　此外，研发中心每年都会“出题”，资助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学生，开展项目开发。这些题目不同于课堂上老师的题目，都是实际工业生产中需要用到的。“大部分学校老师，是从学院派角度看问题，但工程师面向的是市场化应用。”王莫解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新领域招人困难，开始主动与学校合作。


　　学院派未必讨喜


　　正在复旦大学读研一的李浩然，没想到自己能在2016上海设计双年展的比赛中拿到名次。


　　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李浩然的专业是光电系统与控制技术。收到路灯设计的比赛通知后，他和团队准备了一个暑假。其中有人随手画了一个造型，大家都觉得好看，于是共同思考如何把功能加进造型里，比赛作品就这样完成了。


　　一切都很顺利，没有难点，没有挑战，奖项到手。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评委会对于名次曾有过一番激烈争论。


　　评委团队主要分两拨，一拨人专业从事照明行业，他们对路灯的功能十分了解，另一拨人主要从创造力的角度做评判。两拨人的侧重点不同。在一二等奖上，双方一度发生分歧，但最终还是选择创新程度更高的孙世凡。


　　“我们认为创新更重要，专业性知识可以慢慢培养，创新的思维培养不了。”王莫直白地评价李浩然的路灯设计，“中规中矩、没有亮点，一看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作品。展示板一出来，就明白是行业里的人教出来的。”复旦大学的师资水平自然不在话下，但王莫认为，这就像电视唱歌比赛，总有几个学院派唱得很好，可是未必能获奖。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孙世凡，学的是工业设计，而不是照明。他不及李浩然对照明研究得那么深，但恰恰因为“跨界”反倒出奇制胜，让行业内的人有意外惊喜。


　　王莫总结说，中国学生“盒子里的创新”一贯做得不错，比如给出题目，限定范围，他们可以完成得很好。但是“跳出盒子创新”就不行了，想法不多。


　　研究中心内部每年都有一个创客比赛，今年的题目是机器人臂。中国学生按照传统套路，做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机器人臂。而外国学生一门心思想要与众不同，做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他们直接用3D打印机完整打印出材料，机器人臂不是靠螺丝拧起来的，制造套路有惊喜。


　　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大学阶段就能修正的。中国学生从小开始，就习惯解题思维，习惯根据已知条件，算出一个人人一样的标准答案，觉得那样才是正确，正确就是好的。然而创新恰恰没有标准，创新需要与众不同，需要“跳出盒子”。


　　如今的智能制造，更是渴求跨界思维的人才，他们应该喜欢挑战未知、突破常规。说到底，大学课本可以修改、师资可以寻找、实践机会可以市场化补充，然而最难改变的，还是我们整体应试体系下，多年训练出来的习惯思维，它越来越不适应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龚丹韵）【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