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中文中是崇高的词汇，而在英文中是一般词汇；知识分子在中文中是一般词汇，在英文中则是崇高词汇。对于什么是科学知识分子，以及如何做科学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看法和做法。
　　
　　科学知识分子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达：Intellectuals in Science或Scientific Intellectuals，分别侧重于在科学研究中以智力为重和在社会中承担科学家的责任。
　　
　　解析科学知识分子可从三方面入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科学责任，分别对应专研、思考、担当三种特质。
　　
　　本文并不认为科学知识分子高于科学家或知识分子，而是探讨科学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
　　
　　目前在国内，相对于以科学谋生和以科学为竞技场所的科学工作者而言，科学知识分子较为缺乏。在国外，华人学术界也有类似问题，而国际科学界也有多种因素使科学知识分子比率减少。
　　
　　适量的科学知识分子，既是科学智力支柱的核心成分，也是人类社会中流砥柱的组成部分。
　　
　　科学研究应有一定高度
　　
　　科学研究是科学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的区别，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或高度，才能超出一般职业要求成为智力兴趣。
　　
　　早期涉及科学的伟人，并非为了谋生而从事科学。那时，科学是智力追求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自然被认为属于现代定义范畴的科学知识分子。
　　
　　近百年来，科学逐渐成为世界上的常规职业，从事科学研究本身不仅不自动代表科学家的高度，也不自动成为知识分子。
　　
　　如果研究仅限于产生结果、提供资料，而在思路上不影响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无思想性的成就，那么可以是优秀科学家、杰出科学家，而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分子。实际上，有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特别是实验科学方面的，就不是科学知识分子。如发明人工体外受精的诺奖得主，其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社会的重要性。但从研究的性质来说，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而是工艺改造。经过多次试错后才成功，但并不能就如何进行其它动物的体外受精方法提出指导，这类工作不能使研究者被称为科学知识分子，而是科学工匠——当然工匠对社会非常重要，值得人们尊重。
　　
　　而1854年至1866年，孟德尔单独一人通过选择问题、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深刻思考，提出前人完全没有想到的规律，从而创立遗传学，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遗传的理解。他的思想型研究，虽然仅仅一项，却为其确立了科学知识分子的属性。
　　
　　1953年，美国遗传学家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他们自己没有做实验，依据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的实验数据，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提出了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完全没想到的碱基配对概念，带来思想性的变化，改观了现代生物学。
　　
　　就其研究的高度和性质来说，都属科学的智力贡献，将沃森和克里克归为科学知识分子当然无可争议。
　　
　　华人科学家中，杨振宁、李政道先生的研究足以奠定其科学知识分子的基础，而其他可能不多。从实验物理、化学到生命科学等实验科学，仅以研究可以称为科学知识分子者，需要很仔细的分辨。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智力选择问题、思考课题、设计研究方案、理解结果、提取精华，而不是直截了当依赖苦力的研究，是广义的科学知识分子之范畴。
　　
　　科学知识应有一定广度
　　
　　做好科学研究，必须专和深，而不一定需要广。科学知识分子可能比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家要多一些要求：需要一定的广度。当然广度很难定义，但至少要超出自己日常研究的范围。
　　
　　有些科学家，研究非常深入，但一生只对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问题感兴趣，不感兴趣本专业甚至本领域的其他问题，可以获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分子。例如，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下村修，是当年化学奖具体工作最具原创性的科学家，他从1960至1970年的工作发现了绿色荧光蛋白，其研究优于人工体外授精，他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研究工具，推动了生物学研究的技术进步，但下村修并不知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在，思想性也比较缺乏，不能算Intellectual类型的贡献。
　　
　　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盖莫夫除了在物理学有杰出贡献，如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曾于1954年提出遗传密码的概念，虽然他的具体细节有问题，但其核心思想不仅创造性高而且是正确的。他指出：所谓遗传编码就是DNA中碱基排序与蛋白质中氨基酸排序的关系。这一思想直接奠定了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对遗传密码的研究路径。盖莫夫跨行研究很有洞察力，无疑是高水平的科学知识分子。
　　
　　克里克从1954年至1965年研究遗传密码的过程中，既多次提出想法、刺激其他科学家的思路，也参与其中研究，并提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1970年代以后，他对研究脑的功能也有影响。克里克的思考范围广，在多个领域都有思想性的贡献，被公认为20世纪罕见的生物学的Intellectuals之一，是科学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我熟悉的神经生物学领域，美国两位犹太裔科学家，哈佛神经生物学创办者Steve Kuffler和哥伦比亚大学行为研究中心创办者Eric Kandel，一位没得奖，一位曾获诺奖，让他们起智力领袖作用的，并非他们的单个研究工作，而是通过他们的智力，分别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系和撰写了第一本权威的神经科学教科书。
　　
　　科学责任应是必要担当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不仅是20世纪科学巨匠，对物理学多个重大问题有独到见解，而且为犹太民族利益发言、不畏社会压力和舆论为世界和平呐喊。美国化学家鲍林不仅在化学和生物都有贡献，而且不惧美国极右派的压力，多年为世界和平奔走。
　　
　　一般科学家不可能在世界范围或人类层面起作用，但科学对社会可能发生各种影响，特别是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应用。其职业生涯和科学研究长期受社会支持的科学家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对科学知识分子的一个要求，而不一定是科学家的要素。
　　
　　科学知识分子与国家兴盛、社会文明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一直较少产生科学知识分子。而今，整个国家富有专业科学素养的人已经很多，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日新月异，当此之时，恰是科学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的时刻。例如核电、风力发电都与物质科学有关，不懂物理的人，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可能有疑问；而懂行的专家如果不秉公办事、仗义执言，其他人隔靴搔痒便无法理解真相。
　　
　　与现代生物学相关的所谓“转基因”技术，人们特别关心的是转基因农作物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安全的影响和转基因产业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解析这些问题的基础是分子生物学。不理解分子生物学而感到恐惧，是普通民众知识结构的问题；理解分子生物学却为了爱惜个人羽毛而处处躲避“争议”，则可能是知识分子放弃或逃避应尽的社会责任问题。
　　
　　当然，承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每个人有不同的机会。有较多发言机会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回答公众的问题而影响社会；没有足够时间或缺乏合适机会在公众场合发言的科学家，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个人交流发挥作用。
　　
　　不可能每个科学家都是科学知识分子，也不需要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科学责任三方面特质都具备才是科学知识分子。在一个方面做好了，就可能成为科学知识分子。
　　
　　远离科学的启蒙阶段、告别科学的谋生时代，在中国出现Intellectuals in Science以智力引导科学发展，出现Scientific Intellectuals担负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有利于中国国家的发展，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成长，提升中华民族素质，贡献人类智力文明，值得中国社会的支持、中国科学界的努力。
　　
　　（作者 饶 毅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理学部主任）